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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时代——佛道融合 唐朝皇帝姓李，为神化李姓，以老子后代自居，把道教抬高到皇室宗教的地位。推崇老子的同时，也对庄子大加推崇，诏号《庄子》为《南华真经》。陆德明作《庄子音义》，对旧音义兼收并进行审定。道士成玄英作《庄子疏》，成玄英疏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对儒教的仁义礼法贬抑，二是以佛注庄。他吸收佛教观念，援引佛教义理解庄，丰富了道教哲学，深化其理论水平。另外，他注重名物训诂、字词考释，为后世的庄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成玄英的《庄子疏》标志隋唐庄子学的义疏之学达到了巅峰。
宋明时期——庄学儒化 宋代崇尚儒学，这个时期的庄子学呈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。宋代著名文人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，如王安石、苏轼、周敦颐、程颐、程颢、朱熹等人，尤以王安石、苏轼的影响最大。宋代学者能突破唐代“疏不破注”的传统，大胆质疑，甚至改经。苏轼怀疑《让王》、《说剑》、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四篇非庄子所作。林希逸的《庄子口义》承袭了王安石、苏轼等人以儒道为一的思维模式，常引用儒家经典来证《庄子》，对《庄子》散文的文字、脉络、笔法、意境等亦有深刻的阐释。宋明时期的禅宗更是吸收了庄子的思想。
清代的庄学——考据典范 这个时期比较有成就的庄学著作有林云铭的《庄子因》，他比较了庄子与老子、孔子思想的异同，对《逍遥游》的主旨作出了新的阐释，对外杂篇真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宣颖的《南华经解》在探究庄子文章艺术方面取得突破。清代的乾嘉之学将考据学发展到顶峰。俞樾的《庄子平议》是训诂考据之作，在考据学方面成为阐释《庄子》的典范之作。晚清的一些研究成果继承发扬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如郭庆藩的《庄子集释》，王先谦的《庄子集解》等。民国时期受西方思潮的影响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，庄学呈现两种趋势，一是以传统的训诂方法进行研究，如马叙伦的《庄子义证》、刘文典《庄子补正》、王叔岷《庄子校释》等；另一种是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成果对庄子进行的阐释如郎擎霄的《庄子学案》、叶国庆《庄子研究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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